方寸之间见沧桑：四代人与火柴厂的世纪情缘

火柴工业是我国工业史上最早的民族工业之一，早期火柴都是从国外进口，被称作“洋火”。20世纪70年代，从南星桥到化仙桥，半个杭城家家户户都在为杭州火柴厂糊火柴盒，这些家庭的生计和未来，都寄托在一个个小小的火柴盒上。

杭州火柴厂的前身，是创建于清朝宣统元年（1909）的杭州光华火柴厂，厂名寓意“光复华夏”，厂址位于上城区海月桥畔，创始人是汤寿潜、王芗泉、冯畅亭、赵志诚、汤拙存、赵选青等人。1910年安全火柴产品问世后，光华厂即在上海设立办事处采办原材料。1919年，“五四”爱国运动如惊雷般震撼中国大地，洋货受到爱国人士强烈抵制，国货运动蓬勃兴起，光华厂从而迅速发展，扩建厂房，增加发电机、锅炉、烘梗机，工人猛增千余人，产品销往安徽、江西、福建、江苏一带。1955年，光华火柴厂正式改名为杭州火柴厂，凭着过硬的火柴生产质量，曾荣获浙江省优质产品、原国家轻工部优质产品。

▲1909年杭州光华火柴厂大门

（胡午寅供图）

我们家四代人，作为火柴工人、火柴厂管理者，亲历了这轰轰烈烈的火柴厂生涯，见证了时代洪流的变化。

口述 | 胡午寅

采访 | 吴芸(特约记者)

我的奶奶楼金英是浙江诸暨人。1923年，因为家乡遭受灾荒，13岁的奶奶跟着亲戚一起背井离乡来到杭州，进入光华火柴厂做童工。据奶奶回忆，进厂时艺徒工除由厂方提供饭外，每月仅贴2角剃头钱，如不是艺徒工，连饭都不供应。

1922年前后的工厂大发展时期，光华火柴厂童工多达300多人，最小的仅八九岁，工资只有成年男人工资的三分之一。那时，装盒童工没有座位，500平方米左右的低矮车间要挤七八百名装盒女工，童工只能钻在桌子底下装盒子，一天要干活10多个小时。

为了讨生计，大家天蒙蒙亮就得赶到工厂等候厂门打开。路远的女工怕迟到，连头都来不及梳就蓬头散发地赶来。如遇雨季，许多人赤着脚跑来上工。到了寒冬腊月，工人们身着单衣，冒着刺骨寒冷，只能在露天广场上等。

等到厂门打开，几百个女工就像潮水般往里涌，有的被挤伤，有的衣服被扯破。童工被挤得哭声连天，工头借口工人“不守秩序”，还用鞭子往工人头上抽打。

1927年春节后，光华火柴厂成立了工会组织和党支部，工会委员积极代表工人权益与资本家谈判，可惜没谈拢。于是有一天，工厂汽笛拉响了，罢工正式开始。工人纠察队守住几条交通要道，把平日横行霸道的几个工头绑来示众，1700多名工人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。

▲1927年杭州光华火柴厂罢工工人代表曹阿堂被捕情景

（胡午寅供图）

当示威游行队伍经过闸口机务段时，厂里的工人一拥而出，不约而同地高呼：“光华厂工人万岁！”而游行工人队伍齐声回应：“铁路工人万岁！”声势浩大的罢工游行令资本家不得不妥协让步，被迫在工会提出的改善工人待遇的合同上签字。

从此，光华火柴厂实行8小时工作制，不仅增加了工人工资，还有了女工生育假，建立了厂医务室，甚至创办了杭城第一家工厂托儿所。

▲“大中华火柴公司杭州光华厂”广告

（杭州市档案馆供图）

▲1947年大中华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光华厂信函

（杭州市档案馆供图）

▲1947年中秋，杭州光华火柴厂股东合影留念

（胡午寅供图）

那个年代，火柴厂机械化程度低，从原木加工到火柴药浆配制、火柴头装盒、刷磷、包封和篾片打包至少十几道工序。1958年，我的母亲陈金凤以家属工的身份，进入杭州火柴厂四车间从事火柴盒刷磷工作，她也是我们家进入火柴厂的第二代人。

也因这个缘故，我童年时期就在杭州火柴厂子弟小学读书。记得那时，学校的围墙和火柴厂只有一墙之隔，走出校园后门，在大操场旁，有个五六亩大的池塘，里面装满了从北方运来的粗壮杨木和椴树。我时常看见几个工人拿着一根根带钩的长棍，合力把大木头放在小铁轨牵引来的车上，然后拉到一车间去锯木、削皮和旋刨。

我们有六个兄弟姐妹，所以母亲的生活压力很大。白天她就在火柴厂忙着干活，晚上她又坐在昏暗的电灯下为我们缝补一大堆破旧衣裤。直至1979年，我二哥顶替我母亲的工作后，她才有了安享晚年的机会。

▲20世纪50年代中期，公私合营杭州火柴厂大门

（胡午寅供图）

20世纪70年代，我们全家每月收入总共七八十元，我们兄弟姐妹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“勤工俭学”，糊10000个火柴盒可以赚4元5角钱，糊火柴盒的钱就用来交纳学费和补贴家用。

1979年春节前夕，我大哥胡松发结束十年知青生活，从黑龙江回杭，进入杭州火柴厂动力设备科，成为了一名外加工配件的员工；二哥胡松林从乔司农场回家，顶替了母亲的工作，进入火柴厂一车间，从事制梗工作；四哥胡根福成了装盒车间修理工。

▲20世纪80年代，工人们在宽敞明亮的机械化装盒车间作业

（胡午寅供图）

改革开放后，杭州火柴厂不断发展，鼎盛时期全厂职工有1400多人，年产火柴80万箱，一箱有1000盒。只生产火柴还不够维持运营，杭州火柴厂又开始多元化发展——把做火柴盒的木材用来做缝纫机台板；还专门引进机器，做烟丝和烟卷跨界生意。

2002年，杭州火柴厂第一次面临选择危机。2003年春节前，在火柴厂要改制的关键时刻，7名工人凑了200多万，用招投标方式把厂盘了下来。我大哥是股东之一，被大家推举为改制后的首任法人代表兼厂长。

改制后，火柴厂遇到了不少内外困难。一是由于城建和改造，火柴厂从上城区（原江干区）海月桥搬迁到了淳安县文昌镇文屏村，大家生活不适应；二是管理体制跟不上；三是当时经济不景气，生产的火柴大量滞销。

彼时，没有任何流动资金，几个投资股东嚷着要撤资，几百名工人生存都成了问题。在亲人的请求下，我在2003年春节后，把5个经营得红红火火的店铺以友情价卖给了朋友，然后正式进入火柴厂工作。

当时我满怀信心想收拾烂摊子，却发现一切没想得那么简单。我发现了不少管理问题，但当时学习条件有限，家人也无法理解。我并没有放弃，转头虚心向老师傅学习石蜡用途、氧化锌作用和火柴制造的十几道工序，渐渐成了懂行之人。

▲20世纪30年代，杭州光华火柴厂工人手工制作火柴木盒

（胡午寅供图）

2003年底，在工人工资彻底发不出时，我被聘为销售经理，花了28天跑遍华东地区11个省市摸市场行情，制定了攻占低端和中端市场的策略。2006年，亚洲第一火柴厂——河北泊头火柴厂停产，我们的利润却翻了一倍。那一年，大家认可了我的综合能力，推选我为火柴厂新的法人代表。

然而，2007年开始，火柴厂年销售还是从25万箱下降到了20万箱。受金融危机影响，2008年，我们的销售量从20万箱下降到了12万箱。离“建厂百年”只差一年的杭州火柴厂，面临第二次选择危机。我只剩两条路可走：要么放弃杭州火柴厂生产基地，把厂整体搬迁到安徽；要么回千岛湖生产基地再坚守。

关键时刻，文昌镇党委书记姜小旺得知后，跑来劝我说：“你走了，杭州火柴厂百年企业就没了。我们都是老党员，有责任把百年老品牌做下去。厂里有什么难处，镇上全力解决！”

为降低成本，我决定花40多万元，引进6台国内先进的全机械化纸盒糊盒机提高效率。就在那时，我突然发现广告火柴是一片“蓝海”，多管齐下后，我暂时把杭州火柴厂从“死亡线”上拉了回来。

杭州火柴厂经过种种发展考验，我那时想：世界上没有夕阳产业，只有夕阳产品，火柴厂不能吊死在民用火柴一棵树上。

“火花”是火柴标贴的美称，也是火柴盒上的核心灵魂。每家火柴企业都离不开火花设计，都想通过一枚枚精心设计的火柴商标来展示企业文化和艺术风采。

杭州火柴厂的第一枚火花，采用了股东之一、时任杭州市商会会长王芗泉珍藏的一幅美女古画制作而来。作为杭州火柴厂第七代掌门人，我想在火花设计上有所突破。我儿子胡立伟大学毕业后成为了厂里的火柴盒设计师，改变了火柴的传统价值，主攻文创路线，相继推出极具杭州文化特色的礼品火柴，“西湖三杰”“西湖印象”“梁祝”“白蛇传”“G20峰会”“杭州亚运”等重大历史题材的礼品火柴，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。后来，儿子还开了火柴专卖店，通过互联网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订单，进一步拓宽了火柴厂的销售市场，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。

▲杭州光华火柴厂的第一枚火花商标，源自王芗泉珍藏的美女古画

（胡午寅供图）

2024年7月，在儿子和刘峰老师共同策划下，一款以传世名作《千里江山图》为蓝本精制而成的金属火柴盒惊艳亮相，将千年丹青的磅礴意境与现代金属工艺完美融合于火柴盒方寸之地，呈现了宋韵气质，获得大家好评。

回首杭州火柴厂百年史，我们四代成了“薪火传人”，火柴制作技艺还被列入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今年，坐落于原杭州火柴厂旧址十亩田家园的火柴厂非遗文化馆将于5月下旬开馆，这座承载着城市记忆的文化空间，将化身为火柴文化的“活态实验室”，集火柴作品展示、火花艺术创新，非遗项目体验于一体。我期待，杭州火柴厂的历史能被后人铭记，一枚枚火花将在陈列馆中娓娓道来杭州的百年工业历史。